六五环境日 各地开展多种形式活动

当然，能否认为其与法益理论暗合？这可能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了。

[5]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中经常称原始社会的习惯为法。即个人与社会的矛盾、秩序与自由的矛盾、权威与服从的矛盾。

一个国家的法律被制定出来，就立即形成了该国的法律秩序。一是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它们否认或忽视人的理性认识能力。党的十六大提出的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和近年来习近平同志倡导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同中国古代的民本主义思想，也是一脉相承的。广义的法包括国家出现以前，原始社会的习惯和未来的法(不论怎么称呼它)。这是法治优先于人治的一个重要原因所在。

带头守法则是要求所有党的组织和党员个人，在一切活动中都要模范地遵守法律的庄严宣示。在这种观点看来，只要把中国法套上一个法国诉讼程序的形式，它就变成法国法了。间接正犯是共犯从属性说的产物，如果根据共犯独立性说，例如纯粹惹起说，肯定没有正犯的共犯，因而间接正犯是作为共犯处理的。

在上述裁判理由中，十分明显地采用了主客观相统一的对合共犯论的分析思路，而根本没有论及正犯与共犯的关系。因此，从共犯从属性上来说，这是一种极端的从属形式，它对于限制共犯的范围具有一定的意义。就此而言，共犯的因果关系并不只是一个共犯的构成要件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一个处罚根据问题。但如果不承认高海明与郭永杭在非法拘禁罪上存在共同正犯的关系，则不利于解决高海明、郭永杭的定罪量刑问题。

当然，在从属性程度上存在不同的主张。同时，苏俄学者又把这四个要件进一步归纳为犯罪主观要件和犯罪客观要件，并确定了犯罪主观要件和犯罪客观要件之间的对合关系，把主客观相统一确定为犯罪认定原则。

他在一部著作中写道:多年来，在刑法书刊中，给这一理论妄加了大量的根本不是它的缺点，而且否认了它无疑所具有的优点。对合共犯论 共犯是对应于正犯而言的。折中惹起说认为，共犯的处罚根据在于透过正犯间接侵害构成要件所保护的法益。共犯中各个人之行为者犯罪实行间之因果必然关系，乃由此而成立。

我国1979年《刑法》第26条第1款对共同犯罪作了定义式的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因此，在违法共犯论的语境中，共犯成立范围要大于责任共犯论。共犯从属性是指对于正犯的从属性，在阶层犯罪论中，正犯的成立条件可以分为构成要件、违法性和有责性这三个阶层，由此就可以将共犯对于正犯的从属性区分为三种程度:只要正犯具有构成要件，共犯就可以成立的，是最小限度的从属程度;只要正犯具有构成要件和违法性，共犯就可以成立的，是限制从属程度;只有正犯具有构成要件、违法性和有责性，共犯才能成立的，是极端从属程度;不仅只有正犯具有构成要件、违法性和有责性，共犯才能成立，而且正犯因身份而发生的加重或者减轻事由的效力也及于共犯，是夸张从属程度。而提及的主犯与从犯应当是指正犯与共犯，这是翻译上的原因所造成的。

只有采用阶层共犯论，才能更为清晰地对相关案件中涉及的共犯认定问题作出深入的法理论证。正如小野清一郎指出，这是把贝林早期的比较含混的类型性构成要件概念再用条件说的因果关系概念进一步加以扩张的结果。

因果共犯论是一种在构成要件阶层的因果关系上论证共犯处罚根据的理论，它是以因果行为论为基础的。这里涉及对构成要件的理解，即构成 要件只是包括正犯行为，还是也包括教唆和帮助等共犯行为?  对此的不同回答形成限制正犯论和扩 张正犯论这两种不同的观点，并且深刻影响了共犯理论。

帮助他人自杀结束生命，虽然该帮助人主观上没有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但其同意帮助他人自杀结束生命，并且帮助意图自杀而死的人实现了这一目的，其行为在性质上属于故意杀人，符合我国刑法规定的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实践中应当按故意杀人罪予以定性处罚。但如果是主张限制从属形式或者最小从属形式，则教唆没有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人犯罪，因为没有正犯，因而就不能追究刑事责任。在阶层犯罪论产生以 后，共犯理论就与阶层理论之间发生了密切的联系。但从本案中夏锡仁实施的具体行为来看，吴楷容只是提出了自杀的想法，而吴楷容的死亡是夏锡仁的行为一手造成的:帮助吴楷容站上凳子，给吴楷容系上绳子，最后拿开吴楷容脚下的凳子，致使吴楷容窒息死亡。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就指使者而言，实质上是在利用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人或精神病人作为犯罪工具实施犯罪。日本学者高桥则夫把统一正犯概念这一单一制的核心概念的历史追溯到李斯特，认为李斯 特关于统一正犯概念的思想包含了以下三个观点: 第一，通过对产生的结果设定条件而参与了结果的 惹起的人，就是惹起了结果的人。

韦尔策尔指出:对于不同的参与者来说，同一个行为事件的不法可能会具有不同的严重性。但在没有专门设立罪名的国家刑法中，对这种受托杀人行为，完全可以认定为故意杀人罪，这与那种仅仅为他人自杀提供条件，最终由他人自身完成自杀行为是有所不同的。

摘 要：共犯论是犯罪论的特殊问题，它只能在犯罪论体系的框架内解决。由此可见，正犯与共犯的区分观念，对于相关案件的处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案被告人刘某唆使不满14周岁的人投毒杀人，由于被教唆人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因此唆使人与被唆使人不能形成共犯关系，被告人刘某非教唆犯，而是间接正犯，故对刘某不能直接援引有关教唆犯的条款来处理，而应按其女实行的故意杀人行为定罪处刑。关于未遂犯和共犯，是以基本的构成要件为前提，按行为的发展阶段或者复数行为人的参与形态，在总则中设立应该修正的一般规定，由这些规定，对基本的构成要件进行了修正，成为各犯罪的未遂犯和共犯的构成要件。

在这个意义上，我才把未遂犯和共犯的规定视为构成要件本身的修正。更为重要的是，本案被告人夏锡仁的行为真的只是一种帮助自杀行为而不是受托杀人行为吗?对于夏锡仁行为的性质，本案裁判理由指出:本案中意图自杀的吴楷容，经受不了伤痛的折磨和经济的压力，欲以自杀方式自戕，要求作为丈夫的被告人夏锡仁帮助实现自杀目的，被告人不仅接受了吴楷容的要求，并且具体实施了帮助其自杀的行为，使吴楷容达到了自杀而死的目的，依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和司法实践经验，应当对被告人夏锡仁以故意杀人罪加以处罚。在这种情况下，帮助自杀行为本身并不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如果直接对其以故意杀人罪论处，就涉及是否肯定没有正犯的共犯问题。因而，有日本学者指出，违法共犯论在使正犯实施了违法行为本身发现共犯独立的犯罪内容，可以说是责任共犯论的违法版。

基于这个逻辑，首先就应当区分总则性的任意共犯和分则性的必要共犯。虽然我国大多数学者主张二元参与体系，但一元参与体系的讨论，有助于我国刑法中的共犯论进一步发展。

因此，对高海明定绑架罪，对郭永杭定非法拘禁罪，这一最终的定罪结果是正确的。值得注意的是，苏俄学者在对共同犯罪的客观方面的论述中，强调共犯行为对于正犯的因果关系，指出:从客观方面来讲，为使每一共犯者负刑事责任，必须确定在该共犯者的行为与执行犯所实施的犯罪之间，有着因果关系。

之所以对从犯，即帮助犯采用减轻处罚原则，正是客观 主义必然之结果，因为从犯的行为对于犯罪结果的效力不大，其责任自然也随之减轻。在我国逐渐引入阶层犯罪论以后，阶层共犯论的法理也在我国刑法学界获得认同。

共犯的从属性说和独立性说，是关于共犯与正犯之间关系的两种不同理论。第二，结果的所有条件都具有同等价值，在参与了结果的惹起的各 人之间不存在概念性区别。而且，即便是属于共同惹起类型的共同正犯，自身的因果作用和介入了其他共同者行为的因果作用互相结合，就要求共同正犯行为与构成要件该当事实(构成要件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本案裁判理由是在论证帮助自杀行为应以故意杀人罪论处时，指出:对帮助自杀的行为是否追究刑事责任要根据帮助者的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的情况而定:如果帮助者没有意识到他人有强烈的自杀倾向，且所提供的帮助行为与自杀后果之间不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对帮助者不追究刑事责任。

单一制又称为单一正犯体系，完全否定共犯的存在，它是以扩张的正犯概念为前提的，认为刑法分则的构成要件包括正犯行为和共犯行为，更为激进的做法是完全废弃正犯与共犯的概念，代之以参与犯的概念，对正犯与共犯不加以区分，因而共犯体系就被称为犯罪参与体系。因此，我将间接正犯界定为:把一定的人作为中介实施其犯罪行为，其所利用的中介由于其具有某些情节而不负刑事责任或不发生共犯关系，间接正犯对于其通过中介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完全承担刑事责任。

它们不是在‘修正构成要件相符性时，而是在‘修正了的构成要件的‘充分满足时成立犯罪。苏俄学者否定了共犯对于正犯的从属性，在这种情况下，苏俄刑法学对于共犯自然就偏向于独立性说。

也就是说，就间接惹起类型的教唆、帮助而言，必要的是介入正犯行为而引起了构成要件结果，必须要肯定教唆、帮助行为与构成要件该当事实(构成要件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根据这种理论，一切共犯都可分为‘主犯和‘从犯;而且，他们归入哪一类，并不取决于共犯具体形式的意义，而是取决于预先规定的、说明共犯行为的形式上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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